忠县潜启教育学校：学校教育需重师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本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成就了清华大学当年的辉煌。但是，现今教育体制饱受诟病，教育问题屡见不鲜。因此，人们都期望官本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尽早破除，早日回归“强国以教育为本、教育以名师为本”的天下。

文/本报记者 邵志媛

从古到今，教育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从目前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体制改革的形势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忆古思今。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校长屡屡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校长往往挟政治势力而来，与清华历来盛行的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如罗家伦、吴南轩等校长是带着国民党的“政治任务”来改造清华的，乔万选任校长则是阎锡山的势力介入清华的结果。这些校长接连被师生们驱赶，甚至被拒绝进门。

而就在这时，梅贻琦先生脱颖而出。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当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在清华大学今日落成的校史馆里，梅贻琦的三个办学理念常常引来参观者驻足品评。

强国以教育为本 教育当以名师为本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大师当属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占2.4%，今天数以千计之中国大学也没有达到这种出人才的水平。孔子自己经常食不果腹，居无所安，更没有奖学金可发，还要求学生“自行束修以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社会科学教育与学习与物质条件没有很大的关系，自然科学当然是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比如实验室及其设备，但也不是绝对的。中国的“二弹一星”的计算就是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算盘拨弄出来的；居里夫人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时的实验条件也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在6平米斗室完成了数学王冠哥德巴赫猜想之1+2。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教育也是如此。

在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他提倡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

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先生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

可以说，在梅先生的办学理念里边，他主要强调的是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

梅贻琦担任教务长时，曾拟定《清华发展计划》和《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前者认为，清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根据财政状况来聘请好教员，增加新设备，至于行政部门则不要继续扩充；后者提出培养人才的各项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之重要。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等制度。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可见，当时，梅先生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教授治校不让外行领导内行

1930年，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反蒋，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失势，罗家伦请辞。不久清华学生会发表了能够让他们满意的清华校长人选标准：“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卓著。”罗家伦是在政权更迭的时候进入清华的，他本人是北伐军总司令部里的官员，还是少将军衔。因为代表强势的革命政府，罗家伦才得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民政府只好选派梅贻琦上任。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即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校务则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就是在这种理念下，效果显而易见。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教授治校”是世界上很多大学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是很稀缺的。大学里面要体现教师的地位，就要加强教师对大学里事务管理所起到的作用。而且清华“教授治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清华的教授们对学校的事务是积极的，但也明确其活动范围。“教授治校”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科研学术上，教授要有自己的主导话语；其次在教学方面，教授们是主角；第三是对学生的“训育”工作，这三点其实都是教授的职业本分。

在一个成功的大学里面，校长和教授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呢？笔者认为，首先大学校长要尊重教授们，才能获得威信。大学办得好坏，当然要看校长能力的高低，关键在于校长能最大限度地把教授的整体优势发挥出来，发挥得越充分，学校也就办得越好。

现在，从大学出来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听到一些单位在抱怨，毕业生很多，但是符合条件的又很少，关键是质量不行。追根到底，我们必须审视一下大学教育的体制问题。而且，学校应该是一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地方，但是常常会听到一些言论，即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当然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解都不一样，但是事实上重社交已经超越了学术。因此，笔者认为，梅先生的教育理念对于现在进行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一种借鉴。

梅贻琦著名的“大师论”：“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灵感。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在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进程中，一提起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无疑是自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始，而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将这一思想继承并发展于清华园，为了捍卫学术独立，他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并一以贯之，从而在清华园中形成了一种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宽松氛围。梅贻琦上任之时正逢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高峰时期，他不但不照本宣科，重复党义，而且总是尽可能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干预排除在外，为师生保留了一角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并鼓励学子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他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学术自由的原则。

通才教育：“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可堪称‘通才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通才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梅贻琦从传统儒家的“大学之道”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极力倡导“通才教育”。

梅贻琦所处时代的教育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手段，受教育者自身能力和修养能否得以发展和提高并未受到重视，教育的长远意义也未得以彰显。这就使得梅贻琦所倡导的“通才教育”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而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不但需要理论上的丰富和完善，更需在实践上充分发掘和借鉴清华或西南联大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口号，更成为一种行动，并能取得切实成效。